二次世界大戰的科技方面的發展 - 社會議題

1944年10月二次大戰即將結束，羅斯福總統的科技顧問、戰時領導美國「科學研發辦公室」（OSRD）的布希（Vannevar Bush），替羅斯福草擬了即將要下詔給布希自己的信，要求布希延續二次大戰期間動員科學的成功經驗，規劃戰後政府支持科技研發的理念架構。這封信催生了可能是20世紀科技政策最重要的文件——《科學：永無止境的知識疆界》（Science: The Endless Frontier），也奠定了往後半個世紀科技與社會關係的基調。
這份1945年的報告中，布希樹立了我們今天耳熟能詳、影響卻非同小可的線性創新模型（linear model of innovation），不但為政府支持科技研發提供了堅強的理據，成為各國科技政策規劃的基本架構，也構成往後科技與社會關係的問題根源。線性模型強調，基礎研究是一切創新的源頭，而且科學研究如果要能夠開花結果，必須免於各種外在的考量與干擾，政府的角色只要提供金錢支持就好，官僚的管控不但愈少愈好，直接的介入更是絕對要避免！換言之，這個建立在深厚的自由主義（科學）哲學傳統上的模型，背後假定了科學社群確有能力自我規範，而且只有科學社群才能夠知道如何進行科學研究，外人無從置喙！
問題是，在當代民主代議體制中，科技發展要持續取得社會的支持，就必須面對一個根本問題：「課責性」（accountability）。「課責性」又分為「道德完整性」（integrity）與「生產力」（productivity）兩個面向：前者指科技社群是否能夠善用公眾所提供的資源，包括科技社群是否能夠自我規範，避免違反倫理規範的行為；後者則指，科技社群是否能夠履行其所承諾的經濟與社會效益。因為科學在二次大戰期間的成就實在太輝煌了——雷達、飛彈、盤尼西林、原子彈，使得戰後科技與社會的契約關係上，「課責性」的問題暫時被壓抑了，科技社群的「道德完整性」與「生產力」也自動地被視為當然！
隨著歷史的開展，科技發展與政治、經濟、社會與人文價值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，不斷地遭受質疑，各國政府也嘗試透過各種制度性的機制，解決上述的「課責性」問題。更迫切的是，科技發展所產生的各項爭議，諸如塑膠袋、代理孕母、焚化爐、核電、遺傳工程等，已經成為當代社會最具爆炸性的公共議題。如何兼顧永續發展與社會正義，提供恰當的風險評估，更是科技發展所面臨的重大挑戰。
過去台灣社會面對這些問題時，經常出現「科技與人文調和」、「促進人文與科技對話」的講（做）法。在本專欄往後一系列的文章中，我們將會慢慢闡釋，其實當今的人文社會科學界，早已經超越這種常識性的思考，一個稱為「科技與社會」（Science, Technology, and Society，簡稱STS）的嶄新研究領域，在歐美等先進國家已經悄然成形，從政策與社會實踐上，努力突破戰後典範的限制，重新思考民主社會當中「科技公民權」的意義與可能性，摸索更為豐富、更具反省力的「科技文化」之內涵。